摘 要:晚清以来,国外官方和民间机构纷纷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进行名目繁多的实地调查和情报收集,由此产生出大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状况的外文调查文献。其中,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系列调查,持续时间长,调查范围广,形成了内容极其丰富的巨量原始档案、结集期刊和出版著作。惜乎迄今为止,这批珍贵的海外中国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对其进行系统的数字化整理,不仅可以充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宝库,也能强化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和海上交通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资料整理;数字化;海外中国文献;近代
作者简介:
樊如森(1966—),男,山东郓城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和海洋史研究;
路伟东(1974—),男,山东肥城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数字人文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阪产业部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18ZDA188)、用友基金会第三届“商的长城”重点项目“日本大阪府立贸易馆近代中国商贸调查数据整理与研究”(2019-Z04)之阶段性学术成果。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被迫通过开埠通商等方式被动卷入到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浪潮中来。由此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历经百年探索最终完成U型反转,步入到自主发展对外贸易的良性轨道上来。进入新时代后,国家又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从而把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化水平推进到更高层次。要全面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曲折发展历程,厘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基础,就必须具备全球化的研究视角和数据支撑。基于此,系统整理近代以来外国政府和民间机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状况的外文调查文献,特别是独立存放于其他国家的有关中国的外文调查文献,即本文所说的海外中国文献,成为中外学者近年来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学界有关近代海外中国文献的整理现状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世界市场占有份额的持续提升,西方列强尤其是一直觊觎中国领土和市场的日本和俄国,纷纷组派各类公、私情报机构,调查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对外贸易状况,由此产生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外文调查文献。从其主要收藏机构和最终存放地点来看,这些资料又可区分为中国国内的外文调查文献,和海外的外文调查文献两大类。
前者即主体部分最终存放于中国国内的外文调查文献,如英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旧海关税收贸易统计、列强各国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领事报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机构关东宪兵队调查报告、日本在华殖民投资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报告、日本在华文化殖民机构“东亚同文书院”旅行报告、日本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机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农村实态调查、以及日本东亚研究所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反映近代中国历史面貌的英文和日文等外文文献,均采用外国人看中国的考察视野,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迥别于中国土生土长的中文文献,史料价值相当珍贵。故而激发起学界近年来日趋高涨的文献发掘热情,产生了不少的系列性史料整理成果,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整理并影印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170册,[1]吉林省档案馆编辑并影印的《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84册,[2]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辑并影印的《满铁调查报告》198册,[3]广东省档案馆编的《近代广东海关档案·粤海关情报卷·民国广州要闻录》20册[4],海关总署办公厅和中国海关学会编的《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1860-1949)》52册[5]等,均属此类。
后者即主体部分最终存放于中国之外的海外外文调查文献,即本文所说的近代海外中国文献,如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尼·柳比莫夫中国塔城和伊宁地区考察报告、[6-p37-45]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分散于日本各地的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等,均属此类。它们与存放于中国国内的外文调查文献相比,持续时间更长,覆盖空间更广,涉及领域更多,包涵内容更全,学术价值更大。其中,哈佛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经吴松弟教授团队整理后影印出版,共283册。[7]包括贸易统计月报、季报、年报、杂项、他类报告等类别,在中国近代海关、外贸及社会变迁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不过,由于中国近代海关主要由英美职员管理,且核心职能是征收关税,因此数据表征相对单一,内容也聚焦于对欧美贸易;对中国各口岸进出港船舶的统计,和各年份商品进出口数值的梳理,都以“外洋”或“某国”统称,缺乏中国海外细分市场的具体数据。仅靠这类以英文为主的史料,尚难把握近代中国各口岸对国际细分市场的参与程度,以及海外市场波动对中国各地外向型经济的具体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与中国互动贸易的历史地理渊源。
因此,更加广泛深入地搜集、整理和研究那些仍然流布于海外、或者本来就产生于海外的有关中国的外文调查文献,即本文所说的海外中国文献,依然任重而道远。而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阪产业部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用友基金会第三届“商的长城”重点项目“日本大阪府立贸易馆近代中国商贸调查数据整理与研究”,则可较大程度上弥补已有外文史料整理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资鉴意义。
近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各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都处于不断演化与重组之中;就近代东亚而言,其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莫过于中日主从关系的根本变革。此前,中日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均以中国为主导;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情形急剧反转,日本政治上成为欺凌中国的新列强,经济上也成了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对华贸易国和外资投资国。[8]同时,资源和市场均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太平洋岛国日本,根深蒂固的大陆情结也加速萌发,亟需掌控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以期实现其全方位感知和了解中国、进而渗透和吞并中国的近代迷梦。正如日本寺内内阁财政大臣胜田主计的三大侵华论调所言:第一,从中日两国的历史地理关系看,“中国与我国人种同,文字同,两国地理上亦极有密切关系,此世人之所周知;两国之历史文物制度及其他关系,亦颇密切。以如此邻邦,今乃积弱不振,实大和民族发展之绝好机会;研究而对付之,以期雄飞大陆,一新亚细亚人种面目,诚要图也”;第二,从谋求日本经济独立的需要看,日本“国民所需要之货物,决不能生产于国内,则我国民决不能唯以国内之物资,而维持其经济独立。许多原料品,须求诸外国,加之工作,制成商品,以开商业贸易之途。否则十数年后,我国民决不能维持经济独立。是故,我国民须求经济独立之基础于世界,此理不论何人皆无疑义。然依人种、文明及地理、历史等之关系,我日本国民经济独立之基础,不能不专求诸东亚,此亦自然之理也。东亚之中,尤以求诸面积广大,资源丰富之中国,更为必要”;第三,从谋求日本国防独立的需要看,“中国铁矿、石炭(原文为“灰”)之丰富,石油之有望,棉花之栽培,羊之饲养,及其他物质,举凡我国国民经济所必要者,与实行国防计划所必要原料物质,皆能求之于中国。有如此关系,故掌握中国经济之支配权,从帝国独立上观之,亦最为紧急。予之视中国问题为最重要者,即在此点也”。[9-p2-9]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日本才衍生出形形色色的、以政治和经济侵略为目的海外情报调查机构;而在近代日本第二大城市和关西地区经济中心大阪,此类情报机构和调查活动尤为丰富而独特。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大阪商工会议所、大阪府立贸易馆、大阪市产业部;前者虽主要考察大阪当地的工商业状况,但也不乏对日本海外市场的调查与关注;后二者则更多地直接参与到日本海外社会经济情报的调查之中,对本课题研究的价值都很巨大。
1、大阪商工会议所调查资料
大阪商工会议所的前身,是在日本传统町会所制度和欧洲商业会议所制度基础上,于明治11年(1878)8月成立的“大阪商法会议所”;明治17年(1892)改名为“大阪商业会议所”;昭和2年(1927)再改为“大阪商工会议所”,并延续到今天。[10]其主要职能,是为大阪地区中小企业的合理化经营、技能鉴定、商品交易、金融税务、商事纠纷等提供仲裁和技术指导,举办商品展销会、博览会、讲习会、研讨会,帮助企业进行产业调查、情报收集、国际交流、对外投资、对外贸易等活动。[11]由此产生了大量与日本海内外商贸活动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而创办了四大期刊,即1892-1904年发行的《大阪商业会议所月报》1-133号、1906-1921年发行的《大阪商业会议所贸易通报》1-175号、1922-1927年发行的《大阪商业会议所月报》(与第一个同名但非其直接续刊)176-247号、1928-1943年发行的《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248-435号。
表1 大阪商工会议所主办四大期刊内容举要
刊物名称 | 卷期编号 | 出版年月 | 栏目概要 |
大 阪 商 业 会 议 所 月 报 | 第95号 | 1901-2 | 关于大阪的内容,有本所记事、临时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及关西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出席委员选举事项、关于国家经济方针的意见、关西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决议、第五届本国劝业博览会评议员、十二月份大阪神户输出入统计、外国贸易概表、大阪金融概况;关于海外的内容,有京釜铁路公司募集事项、北清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对中日贸易的影响等 |
103 | 1901-10 | 除大阪商贸的内容外,另有关于韩国渡航者事件、清朝在北京签订的协议中特别涉及通商的条款等内容 | |
123 | 1903-10 | 除大阪的商贸内容外,另有写真版、论说、讲演等 | |
129 | 1904-5 | 除大阪的商贸内容外,另有访问、外事汇报等 | |
133 | 1904-9 | 除大阪的商贸内容外,另有内外汇报、博览会汇报等 | |
大 阪 商 业 会 议 所 贸 易 通 报 | 12 | 1907-11 | 关于大阪的内容,有九月份大阪及神户港贸易统计、大阪市物价;海外的内容,有南满铁道经营状况、韩国关税税率表、寄往欧洲的包裹邮件、对韩国贸易顺利、吉长铁路协定、汉口的棉花、巴拿马运河在太平洋贸易航道中的地位、库页岛视察记(水产、农林、煤矿、气候、卫生、海陆交通状况)等 |
32 | 1909-12 | 大阪的内容,有十月份物价、大阪港最近三年酱油输出表、工场法案、大灾对大阪的影响(包括仓库业、铁路运输、保险业、劳动力供需);海外的内容,有菲律宾群岛砂糖及烟草进口税率、中国鸡蛋行情二十年比较表等 | |
70 | 1913-3 | 大阪的内容,有调查、贸易汇报、商况物价、金融统计、货币比较表;海外的内容,有日本驻外大使馆所在地及商务官驻地、大阪神户对外贸易统计表、大阪按地区分对华贸易比较表等 | |
128 | 1918-2 | 全部是关于大阪的内容,包括本所记事、金融、交易介绍、商况、公司变动、物价、统计、附录等 | |
174 | 1921-12 | 全部是关于大阪的内容,包括本所记事、金融、交易介绍、商况、物价、统计等 | |
大 阪 商 业 会 议 所 月 报 | 197 | 1923-10 | 关于大阪内容,有大阪港八月份对外贸易月报、商品批发价格、日用品批发零售价格、保管货物表、劳动力工资、神户港对外贸易月报;海外的内容,有欧洲经济混乱真相、(第一次)大战后的商业银行、中国和俄属亚洲、印度、南洋、澳大利亚、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商业概况等 |
204 | 1924-5 | 除大阪商况外,海外内容有战后的海运和造船业、德国快捷旅馆的衰落、世界羊毛的产量、中国、印度、南洋、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商业概况等 | |
212 | 1925-1 | 除大阪商况外,海外内容有苏联经济概览、中国、印度、南洋、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商业与工业概况等 | |
225 | 1926-2 | 除大阪商况外,海外内容有日本与土耳其贸易、美国的经济实力、英美近期物价指数、中国和俄属亚洲、印度、南洋、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商业与工业概况等 | |
246 | 1927-11 | 除大阪商况外,海外内容有比利时大使欢迎会、国际经济会议概况、英国新工会法、中国、印度、南洋、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商业与工业概况等 | |
大 阪 商 工 会 议 所 月 报 | 第252号 | 1928-5 | 大阪内容,有特别记事、四月份商品市况、本所辖区商业贸易量、商品批发零售价格表、大阪对外贸易概况、神户对外贸易概况、大阪劳工工资、本所及总会其他事项;海外内容,有土耳其近况、世界动力资源、中国-印度-南洋-南北美洲-欧洲概况等 |
310 | 1933-3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内容有苏联的计划经济、中国、印度、南洋、北美洲、非洲、欧洲、近东商况等 | |
370 | 1938-2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内容有作为日本国策的中国北方经济开发、如何处置中国、中日事变会让美国失去什么等 | |
398 | 1940-7 | 除大阪商贸内容,海外内容有苏联的配给制度、新疆省事情、中国经济情报等 | |
430 | 1943-3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内容有法国印度支那的变迁等 |
资料来源:据笔者项目团队目前掌握的期刊数据编制。
表1可见,四大期刊的延续时间,自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堪称日本综合国力最为强盛和对外扩张野心最为膨胀的所谓“日本黄金五十年”,相关情报调查和信息收集活动自然也最为丰富而系统。从其所刊载的内容来看,既有大阪当地中小企业会员渴望了解的当地工商业行情信息,也有搜集而来的日本海外其他国家的经贸发展状况,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价值均相当巨大。
2、大阪府立贸易馆调查资料
大阪府立贸易馆的前身,是大阪府立商品陈列所。它仿效欧美商品陈列所,于明治23年(1890)11月在堂岛滨通二丁目设立,下属机构包括商务科、调查科、陈列科、图案科、图书科、总务科等。昭和5年(1930)1月,为扩大活动范围,才改名为大阪府立贸易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机构与大阪商工会议所、大阪市产业部三方合并为大阪南方院。1945年12月南方院解散后,大阪府立贸易馆又于1946年1月恢复活动,直到昭和62年(1987)年才最终裁并。在近1个世纪的时间内,大阪府立贸易馆既从事报告书发行这样的国内商贸宣传,也通过它在中国奉天、天津、青岛、广东等地的分馆,在中国北京、美国纽约的出张所,以及遍布亚太广大地区的常驻信息员与贸易通信员,直接调查并搜集日本海外各地的商贸信息。[12]
大阪府立贸易馆的近代日本海外调查文献、特别是有关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状况的史料信息,主要集中于该机构主办的两大期刊,即1894-1915年发行的《通商月報》第1-232期,和1915-1944年发行的《通商汇报》第1-436号,及其作为该期刊信息来源的大量原始文档之中。
表2 大阪府立贸易馆两大期刊内容举要
刊物名称 | 卷期编号 | 出版年月 | 栏目概要 |
通 商 月 报 | 第58号 | 1900-12 | 关于大阪的内容,包括日本工商业、外国工商业、关税、商品陈列所记事、工场巡见录、商品研究会记事;关于海外的内容,有日本驻各国领事名录、伦敦市场价格表、纽约市场价格表、香港市场价格表、各国货币和度量衡比较表等 |
110 | 1905-4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德国在华经济势力调查、奉天工商现状、清朝药材产销、韩国镇南浦商业状况等 | |
188 | 1911-10 | 除了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清朝骚乱对国内外贸易影响等 | |
200 | 1912-10 | 除了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日本商人对中国输日商品态度等 | |
231 | 1915-5 | 除了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中国及南洋的贸易等 | |
通 商 汇 报 | 第1号 | 1915-8 | 除了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包括南洋事情、日本对马耳他贸易、外国贸易、上半年时局对大阪贸易影响、德国在英国产业博览会上的商品集锦、莫斯科资讯、内外货币比较表、内外度量衡比较表、各国驻日本领事名录、日本驻外领事人员及辖区等 |
55 | 1921-9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上海生丝和茶叶市场重大衰退等 | |
338 | 1935-9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青岛港石油输入状况、奉天地区的小型机械工业等 | |
387 | 1939-10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天津运输包裹注意事项、广东传教士贸易的现状和未来、即墨视察记等 | |
427 | 1943-4 | 除大阪商贸内容外,海外有海南岛新生、华北棉花产销对策、满洲国贸易统制机关表、华北贸易联合会改组等 |
资料来源:据笔者项目团队目前掌握的期刊数据编制。
图1 《通商汇报》第397号封面及其在大阪大学的部分收藏状况
大阪府立贸易馆发行的《通商月報》和《通商汇报》,时间上自中日“甲午战争”,下到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瓦解前,刊载内容丰富系统,覆盖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并远及欧美各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大阪市产业部调查资料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大阪的日本海外企业,大阪市政府于1922年6月设立了首个海外经贸调研机构——商工课贸易调查股。此后调查范围日益扩大,调查机构也不断扩充,1925年商工课改组为产业部。[13]至1944年7月,该调查机构先后在中国上海、汉口、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锦州、香港、张家口、青岛、南京、长春、佳木斯,印尼泗水、巴达维亚(雅加达),印度孟买,苏联西伯利亚以及拉美巴拿马等地,设立了11家大阪贸易调查所(1939年4月改为事务所)、7处通信特约顾问、39处联络通信机构;调查范围涉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内容涵盖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且资料连贯系统,延续时间长达20多年,由此产生出巨量的日文文稿和图表数据,形成了原始档案、专业期刊、专题书籍等多种文献类别。
表3 大阪产业部近代海外经贸调查资料分类
类别 | 内容概况 |
原始文献 | 主要包括与调查机构、人员、活动、内容相关的规章、信函、电报、地图、照片、往来账目册、商品价格表等,内容庞杂。这些文献除了作为编辑专业期刊和专题书籍的基础材料外,迄今尚未充分整理和利用。它们散布于大阪公文书馆等机构,详细情况有待核实。 |
专业期刊 | (1)《支那贸易通报》,1922年10月至1925年12月发行,月刊,共39期,分调查、报告、资料、杂录、统计5个专栏,内容和范围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 (2)《东洋贸易研究》,1926年1月至1944年1月发行,月刊,共398期,分研究、经济情况、关税法规、商品、资料5个专栏,内容和范围涵盖中国、东南亚、印度、西伯利亚、中南美洲、非洲等地; (3)《东洋贸易时报》,1925年1月至1941年1月发行,周刊,共832期,分特报、商情、资料与统计3个专栏,内容和范围系以亚洲为中心,兼及非洲、中南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商况; (4)《南方院时报》,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不定期,共18期,主要是有关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汇报。 |
专题书籍 | (1)包括《支那贸易の趋势》、《日货排斥の影响》、《苏浙开战と上海商品市况》、《露国の通商组织と日露贸易の概观》、《支那に於ける独逸の经济的势力》、《佛领印度支那经济事情》、《新市场印度と南洋》、《东アフリカ(非洲)旅商便览》等共86册,内容为中国和亚太各地,出版时间1923至1941年; (2)包括《大阪の帽子业》、《大阪の物价》、《数字から观た大阪市の商业》、《大阪の贸易組合》等共32册,内容为大阪市,出版时间1928至1942年。 |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项目团队目前掌握的相关文献整理。
表3所列四种专业期刊,虽然时间上有前后承继关系,但内容上却各有侧重。比如月刊《东洋贸易研究》,虽然前身就是《支那贸易通报》,但内容却在以中国为调查中心的同时,也兼及了亚太多地的贸易概况。而《东洋贸易时报》,虽然与《东洋贸易研究》同时期存在,但却为周刊,内容也更加丰富庞杂,所涉地域范围虽仍以亚洲为中心,但却更远及非洲、欧州、美洲等地。可谓各有侧重,相得益彰。
图2 大阪大学图书馆藏《支那贸易通报》 | 图3 大阪经济大学日经所馆藏《东洋贸易研究》 |
图4 立命馆大学(茨木)图书馆藏《东洋贸易时报》 | 图5 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南方院时报》 |
从调查内容看,这些调查机构和调查资料又分两类。一是作为日本海外公司从事贸易事务的中介,接受其委托调查、商标注册、产品推介、交易展销、贸易商谈、竞争商品信息收集、交通住宿、信函翻译8项业务;二是通过有组织的通讯网络,搜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情报,并对当地的经济、财政、金融、关税、商业惯例、运输、外交、社会、政治、法规等具体内容,进行专业化系统性调研。参见图6。
图6 本项目团队现有相关调查资料的内容分类统计
从调查活动和资料覆盖的地域空间看,自1922年“华盛顿会议”确立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到1945年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破灭前,亚太各地尤其是中国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商业交通、社会文化状况,及其与大阪、神户、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斯里兰卡,乃至埃及、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秘鲁、巴西等细分市场的贸易联系,均有系统调查与连贯梳理。参见图7。
图7 本项目团队现有相关调查资料的国别分布统计
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内容具有唯一性,不仅可以弥补中国旧海关史料的相关不足,即便与满铁、东亚同文书院、东亚研究所等日本其他机构的调查文献相比,也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史料价值,丰富和完善了近代海外中国文献的数据宝库。尽管其本意是为大阪企业的海外贸易和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服务,但客观上却为全面梳理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及其与“海上丝路”沿线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基础,并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由世界看中国”的必备史料和多维视角,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和海上交通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建设实践上也具有实证基础和智力支撑意义。
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阪产业部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用友基金会第三届“商的长城”重点项目“日本大阪府立贸易馆近代中国商贸调查数据整理与研究”,核心任务都是全面搜集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经济和贸易发展状况的调查资料,并进行系统的数字化整理,以丰富和完善海外近代中国外文史料的数据宝库。
该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由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和数据平台三个前后衔接又彼此关联的环节构成。首先是系统搜集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文献,并进行科学编目,构建篇目基础数据集。在此基础上,以篇目主题关键词为核心,按照调查资料的文本属性、数据特征及学术研究需求,对全部资料重新进行分类别、分层次的专题性整理,构建专题数据集。然后,把重分类的专题资料集存储为标准格式的数据,使用数据库进行存储、管理和分发,以提供开放共享的标准数据产品。最终目标是开发在线数据平台,最终实现全部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就目前初步统计来看,三大工商情况机构调查资料除原始档案和出版著作外,仅结集期刊总计就约有2500余期,文章篇目数量大约在5万至7万条左右,页码总量大概在10万以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专题资料库记录总量可能比文章篇目多一个数量级,即大概总数大概在50万左右。显然,在传统人文领域这一文献量是极其庞大,实际上,即使对于一般数据库来讲,数十万的记录数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据。基于此,为保证数据的效率及安全,使用开源的关系型数据库Mysql存储。数据库中的篇目基础数据集基本以来期刊目录为准,主要字段包括日文篇目、中文篇目、作者、作者职务及所属机构、出版时间、起始页码、日文摘要、中文摘要、专题关键词、地名关键词、人名关键词、翻译者、校对者、添加时间、附图数量及目录等。基于庞大的数据量,关键词的提取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构建基础标注库的基础上,自动获取地名和人口关键词,可以减少一部分工作量。但是由于历史文献的复杂性,对于关键词的清洗、整理与分析仍然需要,且主要依靠人工逐条审核来完成。关键词中的地名数据完成后,会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数据对接,以实现数据的空间定位,从而生成标准的GIS数据。关键词中的人名数据完成后,会与中国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对接,从而实现更复杂的数据关链。人名、地名关键词外,主题属性关键词最终会根据数据特征构建分层级的塔式结构专题目录。专题数据集外,文献中的图片,包括照片、地图及数据图等会单位编目管理。最终完成的诸个数据集,希望可以构成一个可以进行动态检索查询的关系型数据库。
为保障总体框架的可操作性,该研究课题又在子课题设计、团队构建、任务分工方面,做了精心布局。一是由大阪经济大学日本经济史研究所吉田建一郎副教授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带领成员系统梳理近代大阪市政府贸易调查机构的设置过程、组织结构、人员构成、调查活动的空间范围,以核定调查资料的产生背景和真实性;二是由大阪经济大学日本经济史研究所阎立教授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带领成员全面收集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近代调查文献中与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相关的原始文档和出版物,并对其出版情况、保存现状、内容分类等展开信息梳理;三是由上海海关学院基础部姚永超教授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带领成员系统整理该调查资料当中的相关数据,厘清近代亚太地区近岸和远洋交通线路的具体走向、空间分布、盈缩变化,及相应的人员往来和商品流通信息,深化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与海上交通史的研究史料精度;四是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朱海滨教授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带领成员将主要专题资料准确地翻译成中文,方便中国学界研究和利用;五是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路伟东教授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带领成员构建安全、高效的数据库,并搭建基于WEB的、开放式、交互式的“海上丝路”GIS基础调查数据平台,为项目的数据釆集、录入、管理、集成、可视化表达,以及共享、搜索与查询等提供技术支持。
四、近代海外中国文献数字化整理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严中平先生在谈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化问题时,提倡“随时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根据新材料,开拓自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用客观实际去检验、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论点”。[14-p167]李根蟠先生将其归纳为“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即四新。[15]此说为学界广泛接受,成为衡量相关研究创新与否的重要标准。
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经贸调查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显然可以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对外贸易史与海上交通史、亦即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可多得的新材料。但是,中国学者对这批文献了解极其有限,同时日本学者也很少加以利用。比如日本学界研究清代中国和东亚经济史、东亚海上交通和贸易史的代表人物,滨下武志、松浦章、久保亨、顾琳(Linda Grove)、森时彦、吉泽诚一郎等,均大抵如此。[1]而这种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其实也正是本课题研究所要努力寻求的突破点与学术价值之所在。
第一个研究突破点与价值所在,是作为原料和市场都主要依靠海外的太平洋岛国日本,亟需在明治维新后实施其对外扩张的野望,从而造就出调查和搜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公私谍报机构。其中,农商务省商务局贸易通报课、外务省、驻外领事馆等“国字头”谍报机关和东亚同文书院等“准国字头”调查机构,由于人力、财力、物力最为雄厚,因而产生的调查文献也最先得到日本学术界推崇和利用。[16]而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海外调查文献,客观上并不具备上述名望,故而获得的重视程度和利用频率也就低了许多。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央和地方不同调查机构所肩负的任务不同,关注的对象不同,数据的清晰度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实际情况是,与前者相比,大阪相关情况机构更注意搜集日本海外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更细部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更具体的商贸工艺流程,可操作性和可效仿性更强,数据信息对学术研究和现实建设的价值也更直接。
第二个研究突破点与价值所在,是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近代海外调查,持续时间绵长,涵盖地域辽阔,涉及内容广泛,文本收藏分散,为研究利用带来了很多实际困难。而事实上,日本自明治年间“脱亚入欧”以后,国内各高校专门研究东洋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史的学者及其团队规模,都一直是比较稀少的,近年来更每况愈下。即便少数学者发现并打算发掘这批海量而分散的文献资料,但限于个人有限的科研时间和精力,也无法搜罗齐全并窥其全貌,自然也难以系统整理和利用。而笔者组建的学术研究团队,不仅关注时间较长,人员数量众多,而且获得了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项目的资金支持,具备系统整理和研究的主客观条件。
第三个研究突破点与价值所在,是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或者不具备收集这批海外中国文献的机遇、时间和精力,或者限于日文解读能力的相对短板,至今尚未真正发掘和利用这批纯日文的海量调查文献。而笔者组建的学术研究团队,不仅由日本学者阎立教授、吉田建一郎准教授分别作为两个子课题的负责人,而且还有太田初教授、今井就稔副教授、藤井大辅讲师等10余位熟练掌握中日文的课题组成员;特别是作为另一项目子课题负责人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朱海滨教授,曾留学日本多年,拥有中国复旦大学和日本大阪大学两个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社会地理和中日交流史研究,中、日文水平精湛,中、日文研究成果和译著丰富,他所带领的项目组成员李艳焱、郭婷、桑弘毅等研究生,也都通过日语N1、N2能力测试定能,能够保障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海外调查文献专题资料的结集整理,并将日文摘要翻译成中文的数量和质量,以更加方便中国学界利用。
第四个研究突破点与价值所在,是学界目前的史料发掘成果,尚主要停留在从纸面到纸面的影印再版层面、或者从数据到数据的简单数据转录层面,面对海量文献时,无法进入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因为勿庸讳言,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近代海外调查的主观目的,是为日本海外贸易发展和“大东亚共荣圈”野心服务的,调查机构和调查活动均以日本为中心布局,调查文献在内容上也是如此。本项目要实现其为中国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服务的目的,就必须从中鉴别和整理出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的经贸发展数据;而要达到此目的,仅仅依靠传统的文献整理手段是不行的。同时,这批海外中国文献,不仅全部存放于日本,内容全部用日文书写,而且日本严苛的出版法又不允许将其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影印出版。这就决定了本项目必须在资料整理和存储手段上进行彻底革新,最终实现大阪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的在线集中管理和共享,以进一步完善海外中国文献的数据宝库,夯实数字化条件下相关资料研究和利用的数据基础。
事实上,随着大数据、文本挖掘、地理信息系统、信息可视化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人文研究领域的应用,数字人文(DH)正以其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成为传统人文研究的有力补充和强劲推力。其中,随着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依托的空间分析技术、理论与方法在传统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的深入应用,以“空间”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为传统人文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相关交叉研究的蓬勃发展。[17]要科学有效地完成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有必要关注文献当中的时空属性,在数据结构设计之初,就充分引入GIS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开发功能完善的在线GIS数据平台,以实现该批调查资料的数字化存储、管理及可视化展示,以及共享、搜索与查询等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史料的利用效能。除按照时间、地域设置字段分类外,还要从内容上区分为总论概要、目录位置、经贸统计、商品产业、时事政治、人口移民、分析研究、地图图像、域外信息、杂项等十个大类,第一大类下面再细分为若干个具体的小类,进而构建成系统而条理的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数据库,方便学者进行中日文检索和层级利用。本项目数据库及GIS在线平台建设子项目负责人路伟东教授,拥有商用GIS软件提供商美国ESRI公司认证的ArcGIS高级数据分析员证书,开设“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人文”等研究生课程,有足够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胜任相关任务。
总之,要全面深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海上交通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供实证基础和智力支撑,必须具备全球化的研究视角和数据。而通过对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海外中国文献的数字化整理,即可为中国学界提供丰富、便捷、高效的中日文数据库资料,以便从“由世界看中国”的多维视角,构建中国特色的近代史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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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根蟠.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J],中国农史,2004(2).
[16] 李军.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初探——以日本外务省和东亚同文书院为例[J],农业考古,2015(6). [17] 路伟东.CHGIS数据模型与千年尺度完整时间序列空间基础数据——以1912-1949县级治所点数据为例[J],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 其中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均综合利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汇编的近代海关资料,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汇编的《历代宝案》(包括1427-1867年间琉球王国与明清帝国间的朝贡贸易和海上交通情况),汇丰银行总行和分行金融资料,东亚各国主要通商口岸领事报告等,勾勒了近代中国和东亚在全球金融体系和市场网络中重要地位。松浦章著《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李小林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则利用中国、日本长崎、英国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贸易和航运史料,及中国海关的商船登记和税收资料等,梳理了清代东亚和全球海上交通与经贸网络的演化过程。这些著作,尽管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学术积淀和启迪价值都很高;但其美中不足之处,均未涉及和利用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文献。
原文载《苏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